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

银发〔2008〕214号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各银监局,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精神，充分利用和发挥金融在促进节约集约用地方面的积极作用，现提出以下要求。

    一、切实加强学习，深刻领会节约集约用地重要性

    （一）深入学习，提高认识。切实保护耕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民族生存根基和国家长远利益；科学合理配置金融资源，形成对利用土地的有效约束和激励十分必要。各金融机构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的精神实质，进一步提高对节约集约用地重要性的认识。

    （二）明确原则，把握重点。各金融机构应以严格限制粗放低效用地、积极支持节约集约用地为原则，以重大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工业设施建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商业性房地产等领域为重点，加强相应的信贷合法合规审查，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积极引导和推动节约集约用地。

    二、强化政策要求，严格建设用地项目贷款管理

    （三）严格建设项目贷款管理。贷款项目用地应依法取得，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相关行业规划，涉及新增建设用地的，还应纳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禁止向不符合规划控制要求的项目提供贷款支持，禁止向违法用地项目提供贷款支持。对列入国家《禁止用地项目目录》的项目，严禁发放贷款；已发放贷款的，应在采取必要保全措施的基础上，逐步收回。对列入国家《限制用地项目目录》的项目，应审慎发放贷款。

    （四）严格市政基础设施和工业用地项目贷款审核。对于不符合国家标准、未取得国土资源部门用地批复的市政基础设施、生态绿化项目以及工业项目建设，不得予以任何形式的信贷支持。

    （五）严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项目贷款管理。对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开发商业性房地产的，不得发放任何形式的贷款；对购买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住房的城镇居民，不得发放住房贷款；对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开办企业、兴办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的，要严格审查贷款申请，对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没有落实有效担保权利的，不得发放贷款。

    （六）严格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禁止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发放专门用于缴交土地出让价款的贷款；土地储备贷款采取抵押方式的，应具有合法的土地使用证，贷款抵押率最高不得超过抵押物评估价值的70%，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2年；对国土资源部门认定的房地产项目超过土地出让合同约定的动工开发日期满一年、完成该宗土地开发面积不足三分之一或投资不足四分之一的企业，应审慎发放贷款，并从严控制展期贷款或滚动授信；对国土资源部门认定的建设用地闲置2年以上的房地产项目，禁止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或以此类项目建设用地作为抵押物的各类贷款（包括资产保全业务）。

    各金融机构应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自身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调查与评估；审核确认房地产开发贷款的抵押物，不得接受重复抵押；在预购商品房抵押贷款发放前，应审核确认房地产企业已解除该项目土地抵押及在建工程抵押中所售房屋对应部分的抵押物。

    三、加强金融支持，切实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七）优先支持节约集约用地项目建设。对在现有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的项目，以及开发利用空闲、废弃、闲置土地的项目，在符合规划条件、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应优先予以金融支持；对符合"布局集中、产业集聚、用地集约"要求的国家级开发区，应优先予以金融支持。

    （八）优先支持节地房地产开发项目。对符合国家《住宅性能评定技术标准》和《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等先进节地技术的房地产项目，优先予以金融支持；在符合国家各项政策和金融机构贷款条件的前提下，要优先支持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及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

    （九）积极支持土地储备机构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对土地储备机构储备符合规划（计划）且空闲、废弃、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的，要积极予以贷款支持。

    （十）加大创新工作力度，拓宽土地融资渠道。各金融机构应进一步加大金融创新力度，积极探索符合实际需要的金融产品,充分利用金融手段促进节约集约用地。

    四、强化金融监管，确保政策落到实处

    （十一）建立健全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管理制度。各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改进贷款审核审批流程，制订和完善有关管理规定，并于2008年12月31日前上报监管部门。

    （十二）加强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工作的指导和督查力度。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各银监局要切实加强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合作，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将企业违法用地、闲置土地等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和银监会客户风险预警系统，为金融机构有关信贷决策提供支持和服务；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加强调查研究和"窗口指导"，积极探索开展金融机构落实节约集约用地金融政策的评估工作，研究建立土地金融创新工作机制；适时开展检查，及时纠正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并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银监局将本通知联合转发至辖区内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乡信用社、信托公司及外资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丁学良按：] 如果问个问题：1949年以后的中国，哪一个政治概念是使用最频繁的？只要静下心来稍微想想，就会答道：是“人民”。

中国自1949年10月以来，“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方方面面、上上下下、无所不在。人民铁路、人民医院、人民邮政、人民法院（或人民法庭）、人民检察院、人民警察（或人民公安）、人民审判员、人民武装部、人民大会堂、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人民公社（现在没有了）。所有国家一级的重要报刊杂志，几乎铁律一般，都冠以“人民”二字：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画报、人民音乐。  

更重要的还有：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人民解放军（或人民军队）、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民公仆、人民政府、人民共和国。

虽然1949年以后，“人民”作为政治标签，从中国最高层到最基层，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体育，无所不涵盖，几乎所有重要的官方机构，都用“人民”这两个字作前缀，然而，相当长的时间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

比如，在我1984年出国前，常常看见这样的吵架：中国的服务场所，不管是人民商场、人民铁路、还是人民医院，许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极坏。有时顾客实在受不了窝囊气，就指着墙上悬挂的毛语录牌“为人民服务”质问服务人员：“你的态度这么坏，哪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样子！”工作人员最通常的反击就是：“我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争执到了这个地步，话就讲不下去了。因为“你”不是“人民”，任何具体的顾客都不等于“人民”。工作人员不管得罪了几千几万的顾客，也没有伤害到“人民”。“中国人民”那时有十亿之众，你有啥办法把他们统统召集到一个场所来跟服务人员理论？

因此，1949年以后，虽然“人民”这个政治标签到处都是，但很多年里人民是抽象的。而 “人民”一旦成为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存在时，就会导致很多的政治恶果。一个政策是好是坏，效果是良还是恶，衡量的标准如果不是具体的人民，哪怕那个政策再混账、再荒谬、再疯狂，哪怕它造成的后果再可怕，如果不是以具体人民的利益作为衡量标准，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者总会找到“正当”的大道理为其辩护。

随便举几个例子就会看出，把人民抽象化，有多么可怕。1957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发生争执。赫认为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一打起核战争，不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整个世界也许都会毁灭，哪里还有什么人民可以依靠？因此苏联不能与美国发生核冲突，要和平共处。毛批评赫右倾，说我就不信打核战争全世界27亿人会死绝，我估计可能死掉三分之一或者更多一点，“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27亿，一定还要多。”

1958年9月，毛泽东表示苏联应派导弹部队到中国来，不怕美国用核武器攻击。毛再次强调：“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如果去问问那些具体的中国人民，你们家一半的人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胜利被原子弹炸死，你们愿意不愿意？我不认为会有一半的中国人举双手拥护。

此后毛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发动的1959-1961年大跃进运动，“一大堆人”（学术界推算在2600-4000万人之间）饿死，创下人类有记载的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死亡记录。这期间刘少奇等务实领导为缓解空前饥荒，施行少浮夸、少平调、少征粮的纠“左”调整，毛泽东极为不满，责备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回答：“人相食，要上书的！”（《王光美谈话纪录》）。意思是这三年饥荒导致很多地方人吃人，以后中国的史书不会不记下这一绝人寰的政策失误的。

一位中共党校老教授对我说：大饥荒的三年里，毛泽东发表过多首诗词，没有一首表达对数千万中国老百姓饿死的同情。相反，他这三年的诗词里，处处抒发的是愉快得意的心情：“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所以我说，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人民”这个政治术语在中国到处都是，但都被抽象化了，现实生活里人民什么都不是。1978年底发起的改革，使政策的出发点开始扭转，转到具体的人民身上。当然，这个漫长的过程是非常曲折的。

1979年，著名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它提出了基本的施政理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即不应再以抽象的政治口号、而应以具体的实践效果去检验政策的好坏。多年以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哲学命题，变成了一句老百姓都懂得的大白话。邓小平提的“三个有利于”中，一个“有利于”是要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把“人民”逐渐具体化了。

“人民”从抽象变得具体，有很多衡量的指标，最基本的可以归纳成两条。第一，“人民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对政府能参与和监督到什么程度？第二，“人民币”与人民的关系，即人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能得到多少实惠？第一个指标，我以后再详谈，本文讲第二个指标。

中国改革的早期，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领导人扭转政策的方向，首要的是理顺“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使具体的中国人民能享受到经济实惠。比如，中国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把抽象的人民变成具体的人民。这之前的“人民公社”，虽然在纸面上优越无比，但闹得人民常常没饭吃，那就不应该再搞这玩意了。此后几年里，中国的城市也允许没有工作的人做个体户挣点钱，这在毛时代是不可想象的具体的中国人饿死是小事，“主义”正确与否才是头等大事。

1980年代初我听到传达万里的一次讲话，说要算一算帐，从1949年到1976年，我们因为决策错误造成了多少经济损失？当时有些学者粗略做了计算，几千亿人民币，相当于那时中国好几年GDP的总和。万里感慨地说，如果把这个数字告诉中国的工人农民，这些温饱都没有解决的人民还会让我们再坐在这个位置上吗？所以，万里是那一代领导人中，最大声提出决策要民主化和科学化的。他是一位明智的、心中装着具体的人民的改革家。

1983年，胡耀邦等人试图在理论高度把具体的中国人民置于施政的出发点。4月13日，中国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举行大会，历经“文革”劫难的周扬作主题发言，他大声呼吁，社会主义要以人为本，要讲人性和人道主义。周扬那一代从自身经历中痛感，如果中国的体制不以人为本，不尊重人性和人道，那什么可怕的恶行都会发生。确实也是如此，“文革”中受害者超过一亿，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都不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所保护，被折磨而死。

周扬提出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搞社会主义的目的如果不是使个人活得有尊严、人的生活和自由得以步步改善、个人的价值得以提升，那社会主义有什么意义？可惜中共党内的毛主义者立刻发动了一场批判人道主义的运动，使周扬抑郁而终，使胡耀邦差点下台。

现在25年过去了，当今的中国政府肯定了“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这是一个显著进步。客观地讲，中国人民大概是全世界最能体谅政府的人民之一。中国的执政者只要对具体的中国人民好一点点，具体的中国人民都会真心感激。这次四川大地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为死难的普通的中国人民降国旗，中国人民是何等的感激！如果按照昔日毛主义时代的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怎么可以为四川七万多人降旗呢？七万多具体的中国人不等于“中国人民”！

所以我讲，中国过去30年的改变，最为核心的就是，在这个叫作“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里，“人民”正变得越来越具体，也即人民的实际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要。但这是很漫长的进步过程，有些人并不赞成这种改良。比如，前不久有一个上海通俗读物作家教导四川地震中丧失了孩子的家长们，不应该依法追究建造成千上万豆腐渣校舍的那些人的责任，据说这会给我们国家“抹黑”，云云。这种逻辑的深层，与1978年前盛行的意识形态一脉相承具体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生命是小事，抽象的“主义”、“原则”才是大事。

对此，我的反响则是：过去中国30年的改良，虽然还没有把“人民”和“人民政府”的关系理顺，但至少在理顺“人民”和“人民币”的关系上取得了大的进步，即把提升大部分人民的福利、给中国人民以具体的实惠，当做主要的施政目标之一，亦是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制定和落实政策时，如果忘记了具体的中国人民，偏离具体的人民的实在利益，就会出大事。那些在今天仍然劝告中国政府不要关注具体的中国人民、而只空谈抽象的人民的谋士们，应该让他们立即搬家到北朝鲜去享受那儿的最新科技成果——，一种吃下去能够延缓饥饿感的替代食品。

1. 录取所在学校相对集中的有：北大（5名），香港科大（3名），中央财大（3名），东南大学（3名），武汉大学（2名）人民大学（2名）。另有众多其他学校录取各一名。
2. 绝大多数为本科。
3. 包含各种不同专业。
4. 如果模拟室切实可行，本次未能录取的申请者可于下一期重新申请。

华西都市报 记者 罗曙驰 李晓

四川大地震后国内外期待的重建规划方案刚刚公布，以征求公众建议。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一直高度关心震后重建家园过程中的制度革新问题。他早在大震后不久就来到乐山，应邀作“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暨受灾后重建的规划问题”报告，然后又出席成都的主题为重建家园 - 绿色优先的研讨会。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灾后重建做准备，由乐山市委书记和市长带队的市经贸考察团，不日将赴粤、闽、沪、浙等四省市考察。

丁学良坦言：“2008年春节我是在阆中度过的，过去的成都、乐山、阆中是我最喜欢的三个四川大中小城市。虽然我不是四川人，但四川大震使我个人心理上承受很多的痛苦。”

营造五大环境吸引投资
    目前四川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尽快恢复投资者信心，进而创造比较优势吸引外来投资者，顺利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丁学良建议地方政府注意营造五大环境。
    “第一类环境叫PE，即政策环境。”丁学良表示，“越是想做长期投资的企业，越是重视稳定的政策要素，而不是朝三暮四的规矩和土政策。”
    第二类为SE（社会环境）。“外来企业主要看当地教育环境，二是医疗卫生条件，三是文化娱乐条件，四是伙伴。英特尔在成都投资时，就调研过周围的人群构成。”
    第三类是IE（产业环境）。“任何一个地方要长期可持续发展，都要第三类是IE（产业环境）。“任何一个地方要长期可持续发展，都要吸引一个产业链。成都、绵阳、德阳在灾后重建中特别要注意这点。”
    第四类为NE（自然环境），“一个地方如果河水发出臭味，空气质量不好，很难想象能吸引好厂商。”
    第五类就是HC（人力资本），“外来投资者非常看重这点。”

灾后重建要与环保共进
    丁学良认为，并不是东部沿海地区所有类型的产业转移四川都需要，对于严重破坏环境的产业，要保持慎重。他表示，在灾后重建中，四川必须就环境和经济发展找到平衡点。
    丁学良建议，在新的大型项目上马之前，必须听取四方意见，包括政府和投资者，还包括环境专家和本地居民。
    丁学良认为，乐山水资源、旅游资源非常好，“乐山大佛和峨眉山是世界遗产保护地，工业污染一定要尽量远离它。灾后重建中一定要注意这点。”

从小就练过书法的丁学良虽然过去24年在海外，毛笔字仍然比今天绝大多数国内中青年更显得有根底，他昨天还应邀挥毫专门为乐山题词：“乐山 乐水 乐人民，讲经 讲济 讲教育”。